广东北部、湖广南部一带的山区中，生活着大量的瑶民。现在广东连州八排二十四冲的瑶人已经开始和官军冲突起来，按照原本的历史，瑶人将参加崇祯九年的湘南矿工暴动，在崇祯十二年还会在广东发动更大规模的暴动，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五年年末。
而且这个“结束”还不是说瑶人不暴动了，而是官兵放弃围剿了。明军集结广东、广西、湖广、江西、福建五省的数万兵马，也没能把瑶民剿灭，反而屡屡败绩，连广东副总兵陈鹏都被打死了。
崇祯十五年的年底，李自成和罗汝才刚刚在郏县打败孙传庭，赶走左良玉，占据襄阳，马上就要割据建国了。张献忠向着武昌杀来，清军入关劫掠，与袁时中交战于海州。大明朝这条破船四处漏水，崇祯早已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余力再去管瑶民，也就只好视而不见。南明时期，还有不少瑶民参加过抗清，本地的义军还有忠贞营、李定国都和他们合作过。
把瑶民暴动解释成“民族仇杀”纯属放狗屁，否则的话，崇祯八年有瑶乱，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五年也有瑶乱，中间那三年瑶民在干什么？放假休息？无非是因为这三年里发生了临武、蓝山矿工起义，瑶民不在广东暴动，改去湖南暴动了。如果说这是民族仇杀的话，领导矿工暴动的刘新宇、郭子奴不是汉人吗？还有南明时期逃到瑶峒寻求庇护的堵胤锡就不是汉人吗？带着忠贞营在粤北抗清的刘希尧就不是汉人吗？为什么瑶民和他们就能合作呢？
何况瑶汉之间的界线本也不那么分明。在平原地带居住的瑶人，接受官府直接管辖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成了汉人，而逃避租税的汉人流民进了山，就往往变成瑶人，双方之间也时有通婚，瑶人中会说汉话的大有人在。海南的黎族、浙江的畲族等，都有这样的情况。民族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你自认为是什么族，你就是什么族。用语言、宗教、外貌、风俗这些指标来区分还算合理，往血统、源流上掰扯细致了都是扯淡。
但是，忽略民族问题也是不行的。农民起义里，能够不杀不抢的终究是少数，就算是闯营，也不过是在有饭吃的时候不杀不抢。一旦发生暴动，劫掠是难免的事情，百姓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必然会党同伐异，各自抱团，民族、语言、籍贯便是最容易团结乡党的旗号。
所以，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当社会秩序混乱，非常容易就会出现以民族为号召的团伙，并且互相攻杀。不光是不同民族之间，就算在汉人内部，土籍和客籍打得一样凶。民国的时候，陕西的国民军打河南的红枪会，红枪会都能用“杀老陕”把乡勇民团煽动起来。河南人和陕西关中人同属于中原官话区，可以直接交流，只不过口音有差异，尚且能形成这样的隔阂，就更不要说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了。
策划暴动是王瑾的长项，但控制暴动可就难得很了。闯营没有财政基础来支撑，无法解决瑶民的生计问题，所以联合瑶民一起暴动没问题，但暴动之后没法在瑶区建立政权，也是白饶。除了牵制、削弱明朝的力量之外，只能造成破坏而已。
王瑾还是比较心宽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干脆就不管了。现在瑶民已经开始暴动了，他既提供不了帮助，更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控制和约束。既然如此，他就专心搞好自己的计划便是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派出了黄士欣这一队人，任务是和瑶民建立联系，就算现在管不了，将来终究还是要管的。井冈山地区需要供盐，夔东闯军要向广州输送大黄，这两条贸易路线都需要经过连州，如果和瑶民敌对，闯军的商队就只能走梅关这条路。井冈山方面倒是无所谓，走梅关到广州倒还近些，但大黄贸易如果没有连州这条路，就必须大大地绕远，也就需要重新打点沿途的势力，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既然打算从广州搞盐，那么贩盐倒是有可能成为和瑶民联合的筹码，如果能从佛山向连州贩运铁器也行，瑶区向来缺盐、缺铁、缺粮，要是能供给他们这些物资，就有控制他们的可能性。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剿瑶的官军到底有多废物，一群缺盐、缺铁、缺粮，还没有统一指挥的山民，愣能和这帮官兵打七年，还打死一个副总兵，而且官军居然还没打赢。不过现在盐的事情连影子都没有，也不用考虑那么远的事情。
王瑾本人并不会去瑶区，他只是从连州州城路过，前往广州。他不是奔着盐的问题去的，他也不懂贩私盐的路数，自有在晋陕的盐池周围参与过私盐生意的兄弟负责，他是被余庆送来的情报吸引来的。
孟加拉爆发了佛教徒起义，一艘葡萄牙私掠船打探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消息，就算王瑾不是穿越者，都该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再怎么想，李自成的名声也不至于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晓吧，张献忠就更不可能了。
余庆对于很多问题都没有王瑾这样的敏感度，所以王瑾必须得亲自去会会他们才行。一个纳敏夫已然太多，再来两个的话，这个世界就真要乱套了。
去广州的一路上并没遇到什么风险，和之前一样，是道州、连州、清远的官兵给他们保驾护航。虽然要价奇高，服务态度也烂得要命，但这确实是商旅通行最安全的办法。
本地卫所的世袭军官有好些自明朝初年就驻屯在这里，这种地头蛇中有脑子的都讲究可持续发展，虽然很多官兵并不以杀人越货为非，但杀人越货多了，也就没有商人来了。尤其是那种小本经营，贩卖杂货的商人，要是把他们都抢了，官兵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会因为物流中断而受到影响。贩运药材、丝绸、瓷器之类大宗货物的商队，虽然他们的货很有价值，但是官兵抢了这些东西很难出售，还是直接收过路费更划算。
王瑾在北方是知名的流寇巨渠，仅次于高迎祥和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齐名，不过广为人知的是“活阎王”的绰号，他的本名倒是不大有人知道。何况“王瑾”这个名字十分寻常，只要王瑾自己不说，谁能说他是流寇。
就算沿途官兵知道他是流寇，只要不提那八千两银子的赏金，也没人在乎。和土匪、海贼做生意，对于广东官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反正流寇又没打到广东来，做买卖又能怎样？
于是，王瑾一行人带着一批井冈山的山货，与道州守备沈至绪往广东私贩粮食、铜料的商队同行，跟在“平瑶”官兵的后面，安然通过楚粤边界，在连州乘船前往广州。他身上没有太贵重的财货，不用担心官兵见财起意，又有郭瑶的片子，所以使了贿赂之后就和官兵相处得非常融洽。
此时在京师、江南等地的市井传闻乃至文人雅集上，因为陈奇瑜发布的悬赏令，已经有了“天下五大贼首”的说法，即闯王、闯将、八大王、曹操、活阎王。然而讽刺的是，“五大贼首”之一的王瑾，却在官兵的保护之下，使用本名，大摇大摆地进入华南地区的最大城市广州，公然拜会城内官员。倘若有君子得知，不免有大明朝要完之感慨。
这般和流寇“勾勾搭搭”的郭瑶，其实已经算得上对大明朝非常忠诚的了，否则的话，另一时空十五年后广州保卫战的殉国名单中不会有他一个。但对于“忠诚”二字的理解，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忠于锦绣河山，忠于家乡父老，至于紫禁城里的皇帝，只是他们的雇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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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结束”还不是说瑶人不暴动了，而是官兵放弃围剿了。明军集结广东、广西、湖广、江西、福建五省的数万兵马，也没能把瑶民剿灭，反而屡屡败绩，连广东副总兵陈鹏都被打死了。
崇祯十五年的年底，李自成和罗汝才刚刚在郏县打败孙传庭，赶走左良玉，占据襄阳，马上就要割据建国了。张献忠向着武昌杀来，清军入关劫掠，与袁时中交战于海州。大明朝这条破船四处漏水，崇祯早已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余力再去管瑶民，也就只好视而不见。南明时期，还有不少瑶民参加过抗清，本地的义军还有忠贞营、李定国都和他们合作过。
把瑶民暴动解释成“民族仇杀”纯属放狗屁，否则的话，崇祯八年有瑶乱，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五年也有瑶乱，中间那三年瑶民在干什么？放假休息？无非是因为这三年里发生了临武、蓝山矿工起义，瑶民不在广东暴动，改去湖南暴动了。如果说这是民族仇杀的话，领导矿工暴动的刘新宇、郭子奴不是汉人吗？还有南明时期逃到瑶峒寻求庇护的堵胤锡就不是汉人吗？带着忠贞营在粤北抗清的刘希尧就不是汉人吗？为什么瑶民和他们就能合作呢？
何况瑶汉之间的界线本也不那么分明。在平原地带居住的瑶人，接受官府直接管辖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成了汉人，而逃避租税的汉人流民进了山，就往往变成瑶人，双方之间也时有通婚，瑶人中会说汉话的大有人在。海南的黎族、浙江的畲族等，都有这样的情况。民族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你自认为是什么族，你就是什么族。用语言、宗教、外貌、风俗这些指标来区分还算合理，往血统、源流上掰扯细致了都是扯淡。
但是，忽略民族问题也是不行的。农民起义里，能够不杀不抢的终究是少数，就算是闯营，也不过是在有饭吃的时候不杀不抢。一旦发生暴动，劫掠是难免的事情，百姓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必然会党同伐异，各自抱团，民族、语言、籍贯便是最容易团结乡党的旗号。
所以，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当社会秩序混乱，非常容易就会出现以民族为号召的团伙，并且互相攻杀。不光是不同民族之间，就算在汉人内部，土籍和客籍打得一样凶。民国的时候，陕西的国民军打河南的红枪会，红枪会都能用“杀老陕”把乡勇民团煽动起来。河南人和陕西关中人同属于中原官话区，可以直接交流，只不过口音有差异，尚且能形成这样的隔阂，就更不要说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了。
策划暴动是王瑾的长项，但控制暴动可就难得很了。闯营没有财政基础来支撑，无法解决瑶民的生计问题，所以联合瑶民一起暴动没问题，但暴动之后没法在瑶区建立政权，也是白饶。除了牵制、削弱明朝的力量之外，只能造成破坏而已。
王瑾还是比较心宽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干脆就不管了。现在瑶民已经开始暴动了，他既提供不了帮助，更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控制和约束。既然如此，他就专心搞好自己的计划便是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派出了黄士欣这一队人，任务是和瑶民建立联系，就算现在管不了，将来终究还是要管的。井冈山地区需要供盐，夔东闯军要向广州输送大黄，这两条贸易路线都需要经过连州，如果和瑶民敌对，闯军的商队就只能走梅关这条路。井冈山方面倒是无所谓，走梅关到广州倒还近些，但大黄贸易如果没有连州这条路，就必须大大地绕远，也就需要重新打点沿途的势力，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既然打算从广州搞盐，那么贩盐倒是有可能成为和瑶民联合的筹码，如果能从佛山向连州贩运铁器也行，瑶区向来缺盐、缺铁、缺粮，要是能供给他们这些物资，就有控制他们的可能性。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剿瑶的官军到底有多废物，一群缺盐、缺铁、缺粮，还没有统一指挥的山民，愣能和这帮官兵打七年，还打死一个副总兵，而且官军居然还没打赢。不过现在盐的事情连影子都没有，也不用考虑那么远的事情。
王瑾本人并不会去瑶区，他只是从连州州城路过，前往广州。他不是奔着盐的问题去的，他也不懂贩私盐的路数，自有在晋陕的盐池周围参与过私盐生意的兄弟负责，他是被余庆送来的情报吸引来的。
孟加拉爆发了佛教徒起义，一艘葡萄牙私掠船打探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消息，就算王瑾不是穿越者，都该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再怎么想，李自成的名声也不至于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晓吧，张献忠就更不可能了。
余庆对于很多问题都没有王瑾这样的敏感度，所以王瑾必须得亲自去会会他们才行。一个纳敏夫已然太多，再来两个的话，这个世界就真要乱套了。
去广州的一路上并没遇到什么风险，和之前一样，是道州、连州、清远的官兵给他们保驾护航。虽然要价奇高，服务态度也烂得要命，但这确实是商旅通行最安全的办法。
本地卫所的世袭军官有好些自明朝初年就驻屯在这里，这种地头蛇中有脑子的都讲究可持续发展，虽然很多官兵并不以杀人越货为非，但杀人越货多了，也就没有商人来了。尤其是那种小本经营，贩卖杂货的商人，要是把他们都抢了，官兵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会因为物流中断而受到影响。贩运药材、丝绸、瓷器之类大宗货物的商队，虽然他们的货很有价值，但是官兵抢了这些东西很难出售，还是直接收过路费更划算。
王瑾在北方是知名的流寇巨渠，仅次于高迎祥和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齐名，不过广为人知的是“活阎王”的绰号，他的本名倒是不大有人知道。何况“王瑾”这个名字十分寻常，只要王瑾自己不说，谁能说他是流寇。
就算沿途官兵知道他是流寇，只要不提那八千两银子的赏金，也没人在乎。和土匪、海贼做生意，对于广东官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反正流寇又没打到广东来，做买卖又能怎样？
于是，王瑾一行人带着一批井冈山的山货，与道州守备沈至绪往广东私贩粮食、铜料的商队同行，跟在“平瑶”官兵的后面，安然通过楚粤边界，在连州乘船前往广州。他身上没有太贵重的财货，不用担心官兵见财起意，又有郭瑶的片子，所以使了贿赂之后就和官兵相处得非常融洽。
此时在京师、江南等地的市井传闻乃至文人雅集上，因为陈奇瑜发布的悬赏令，已经有了“天下五大贼首”的说法，即闯王、闯将、八大王、曹操、活阎王。然而讽刺的是，“五大贼首”之一的王瑾，却在官兵的保护之下，使用本名，大摇大摆地进入华南地区的最大城市广州，公然拜会城内官员。倘若有君子得知，不免有大明朝要完之感慨。
这般和流寇“勾勾搭搭”的郭瑶，其实已经算得上对大明朝非常忠诚的了，否则的话，另一时空十五年后广州保卫战的殉国名单中不会有他一个。但对于“忠诚”二字的理解，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忠于锦绣河山，忠于家乡父老，至于紫禁城里的皇帝，只是他们的雇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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