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一支庞大的船队正在行进当中，这便是大唐帝国从贞观七年开始耗费巨资打造的三支舰队里面的一支半，北海海军全部主力和东海海军一半的主力，承载着五万大唐精锐步骑军和四万海军。
大唐辽东方面军总共十一万的军力，只留下了两万人作为半岛守备军在守卫着，一直到李二陛下派来的常备守卫军抵达之后，这支军队才会按照苏宁的要求乘坐船只抵达倭国成为大唐军队的预备队，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从大唐发起新罗百济攻势的时候苏宁写奏折请求李二陛下派遣至少五万人的常备守卫军开始，估计没有两三个月，军队是抵达不了的。
为了保证刚刚得来的半岛之地的安全，苏宁不得不留下两万军队和一批精干的军官镇守当地，看管当地的一些投降大唐被承诺纳为大唐民众的半岛原住民，帮助他们恢复应有的秩序，现在也正好是春耕时节，真是应该恢复春耕的时候，可是一年多来的战乱还有瘟疫，家无余粮，连种子粮都没有了。
于是苏宁特地安排军队把土豆交给这些原住民，让他们在农官的安排下种植土豆，有了土豆的高产量和耐储存的特性，他们可以扛过这最危急的一个春天和后来的冬天，迎来下一次恢复秩序之后和平的春天。
而那些没有被纳为大唐民众的半岛原住民，不论是高句丽的还是新罗的还是百济的，都在看守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戴着手铐脚铐辛苦劳作，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城池、村庄，重新培植被毁掉的树木、草丛和著名景观，修复那些被毁于战火的重要设施。乃至于结为垦荒大队，在整个半岛范围内重新按照大唐的模式建设当地。
高句丽遗民三十多万人只有少部分被允许为大唐民众，迁入内地生活。二十余万被划为奴隶，成为公奴司的在册奴隶。而新罗和百济的加在一起一共一百六十余万幸存者里面，约一半成为大唐民众，一半被划为奴隶，成为大唐民众的得以在大唐主持下的划分土地政策下获得属于自己的大量土地，而剩下的一批只有日夜不息的劳作。
人类往往就是这样，对于高出自己等级太多的只有敬佩与害怕，不敢反抗，而面对高出自己一点点的却很容易生出邪念。乞丐不会去嫉妒百万富翁，却会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到更多的乞丐，这就是一个原理，社会学心理学的原理，苏宁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原理，将这些属于不稳定因素的刚刚纳入大唐管制下的土地的人们划分为两个阶级。
这样一来，处于大唐民众这一阶级的幸运的半岛原住民就会被那些被划为奴隶的半岛原住民所深深的愤恨，他们甚至会忘记愤恨促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唐帝国，而去愤恨那些比他们获得的待遇更好的半岛原住民，继而愤恨那些当时属于他们的领袖。带着他们反抗大唐的领袖，如果不是那些领袖，他们也会成为大唐的民众。而不需要在这里做苦力。
这种心理产生之后，他们就会变成非常好管制的一群人，大唐官员也给了他们希望，比如许诺工作的最勤快的立功最大的一些人可以被特赦，获得大唐公民的身份证，可以去内地生活，在这种双保险下，一个民族征服另外一个民族所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被无形之间减低到了最低的危险程度，被征服者内部的分化才是征服者最大的安全保障。
毕竟征服的根本目的是统治和税收。而不是杀戮和战争，杀戮与战争是手段。但也只是过程，无论过程多么惊心动魄。最重要的还是结果，是目的，大棒加金元，一拉一打，将民族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那么作为征服者的大唐，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大唐的文明统治，并且进行文化同化和血统同化，两三代人以后，他们都会是真正的大唐人。
一批半岛原住民获得了粮食和种子粮，获得了居住在那些他们原先的同胞现在的奴隶所辛苦建设的新的城池和村庄里面，并且获得了土地，获得了地契，获得了财产，甚至获得了耕牛和退役的战马作为耕地的助力，大唐帮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了家园和土地，恢复了秩序，并且向他们承诺很快会有教他们读书写字的老师过来，帮他们学会大唐的语言。
他们直接就从地狱进入了天堂，经过了战火、瘟疫和亡国之祸三重打击之后，他们渴望正常生活的希望已经上升到了顶点，他们不会去考虑什么亡国之恨不读书，不明理，没有感受到国家的恩惠和骄傲，没有国家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亡国之恨就是空谈，古人大多数都不明白什么叫亡国之恨，所谓隔江犹唱后庭花也只是之前而不知其所以然。
商女为何不知亡国恨？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王朝更迭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从一个君主的手中换到了另一个君主的手中，从来没有君主要求百姓以国家为自豪，为国家感到骄傲，他们要的是忠心，愚忠，乃至于全部都是不识字的土老冒儿，最好全是弱智全是白痴、只知道耕田种地、拼死拼活任他剥削，这才是古代帝王真正的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如何让本国底层民众感到国家的恩惠，如何为国家感到骄傲？如何为国家被侵略感到悲伤和愤慨，从而毅然投身反抗侵略者的战争？除了读书人接受了教育而明白了大义之后产生了这种情感，绝大多数百姓连字都不认识，谈何荣誉感？国家战胜没他们什么事情，国家战败哦他们的事情就多了，他们如何会喜欢这样的国家？为它送命？
不是百姓懦弱胆小，而是对他们来说，侵略者和统治他们的王朝是同样的阶级，同样的属性，一个被打倒了。换另一个来一样是剥削和压迫；古代王朝不管是赋予还是贫穷，是绝对不会考虑百姓的利益的，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通知是否稳固。有钱了就向外扩张，不会去考虑平民百姓的生活福祉。
苏宁刻意的将种种惠民利民的政策的实施冠以稳固大唐统治。让百姓对大唐产生感恩之情从而忠诚于大唐和皇帝之名，这样才可以免除其他的阻力，在另一个时空的其他王朝时期，不是没有官员想要为百姓谋利益，而是皇帝的地位和心思他们猜不透，利益集团的牟利行为以及他们自己的能力不足。
贞观朝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皇帝的头脑清楚，群臣精明能干。利益集团尚未形成稳固，国家尚且不安稳，人人居安思危，都有上进意识和进取意识，如果这不是贞观，如果这不是李世民，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苏宁有时候非常庆幸自己穿越到了贞观朝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朝代，这是一个王朝最清明最上进的时期。
所以大唐成功了，大唐前所未有的以大量的惠民利民政策使得百姓对大唐的统治和李二陛下的统治交口称赞。即使是战争也是如此，过往的战争无论获胜还是战败，只要有损失。承担者肯定是老百姓，谁会喜欢战争，出了人出了力什么都没得到不说，到头来还要被夺去财产，谁会喜欢？
大唐的战争不是如此，打了胜仗，一定会掠夺大量的财富和人口，灭不了那个国家就签订利国利民的条约，获取大量利益。朝廷赋予了，那么有什么天灾的说免除赋税就免除赋税。还有额外的赏赐和足够的赈灾，因为国家有钱了。不稀罕那一点点税收，朝廷的收入不再仅仅依靠着百姓种地的收入，而是依靠更多方面的收入。
别的不说，仅仅是劳动改造政策，一下子就免除了困扰百姓们千余年的徭役给废除了，大唐依靠着从国外掳掠而来的奴隶去从事那些最低下最卑贱的事情，间接的也将大唐百姓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使得不少原先最底层的升斗小民都有了底气，知道自己比谁高贵，比谁优秀。
这些奴隶的大量引入不仅仅使得百姓们脱离了徭役这道沉重的枷锁，更使得百姓们有了些许的尊严意识，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奴隶是什么人，森严的等级意识虽然造就了社会之间的相互距离，但是一个新的完全不属于大唐人的底层出现，却无形间将大唐人这个整体联合的更加紧密，更多的大唐人已经不再愿意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使得这些职业根本招募不到人去做，但又非做不可，于是只好找奴隶来做，花钱买奴隶。
于是，一些被称作贱业，从事之人被视为贱人纳入贱籍的职业就这样从大唐人这三个字的含义中祛除了，尤其是第一批平民读书人的渐渐崭露头角，民间逐步出现了“大唐无贱人”这样的说法，强烈要求大唐官方把贱籍这样的东西从大唐人身上取消掉，去给那些奴隶安插贱籍，大唐人生来就是高贵的，怎么可以被纳入贱籍，从而成为和那些奴隶一样的贱人呢？除了犯了大罪之人，其他人都不可以被称作贱人！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高涨，以至于各地的御史们频频上书给李二陛下向其陈述民意，李二陛下高度重视，召集群臣进行商议，群臣们也纷纷认为这些年一些贱业被奴隶占据了主流，很少有大唐人愿意做了，而且都认为这样的事情就该是奴隶去做的，那些俘虏是大唐人共同的奴隶，大唐人怎么可以和他们共处一个等级？
甚至有官员认为就连那些最被人瞧不起的风尘女子或许都比那些奴隶要高一个等级，至少她们是大唐人，而不是外族人，谁也不是天生了就注定要做落入风尘的不是吗？
大唐辽东方面军总共十一万的军力，只留下了两万人作为半岛守备军在守卫着，一直到李二陛下派来的常备守卫军抵达之后，这支军队才会按照苏宁的要求乘坐船只抵达倭国成为大唐军队的预备队，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从大唐发起新罗百济攻势的时候苏宁写奏折请求李二陛下派遣至少五万人的常备守卫军开始，估计没有两三个月，军队是抵达不了的。
为了保证刚刚得来的半岛之地的安全，苏宁不得不留下两万军队和一批精干的军官镇守当地，看管当地的一些投降大唐被承诺纳为大唐民众的半岛原住民，帮助他们恢复应有的秩序，现在也正好是春耕时节，真是应该恢复春耕的时候，可是一年多来的战乱还有瘟疫，家无余粮，连种子粮都没有了。
于是苏宁特地安排军队把土豆交给这些原住民，让他们在农官的安排下种植土豆，有了土豆的高产量和耐储存的特性，他们可以扛过这最危急的一个春天和后来的冬天，迎来下一次恢复秩序之后和平的春天。
而那些没有被纳为大唐民众的半岛原住民，不论是高句丽的还是新罗的还是百济的，都在看守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戴着手铐脚铐辛苦劳作，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城池、村庄，重新培植被毁掉的树木、草丛和著名景观，修复那些被毁于战火的重要设施。乃至于结为垦荒大队，在整个半岛范围内重新按照大唐的模式建设当地。
高句丽遗民三十多万人只有少部分被允许为大唐民众，迁入内地生活。二十余万被划为奴隶，成为公奴司的在册奴隶。而新罗和百济的加在一起一共一百六十余万幸存者里面，约一半成为大唐民众，一半被划为奴隶，成为大唐民众的得以在大唐主持下的划分土地政策下获得属于自己的大量土地，而剩下的一批只有日夜不息的劳作。
人类往往就是这样，对于高出自己等级太多的只有敬佩与害怕，不敢反抗，而面对高出自己一点点的却很容易生出邪念。乞丐不会去嫉妒百万富翁，却会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到更多的乞丐，这就是一个原理，社会学心理学的原理，苏宁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原理，将这些属于不稳定因素的刚刚纳入大唐管制下的土地的人们划分为两个阶级。
这样一来，处于大唐民众这一阶级的幸运的半岛原住民就会被那些被划为奴隶的半岛原住民所深深的愤恨，他们甚至会忘记愤恨促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唐帝国，而去愤恨那些比他们获得的待遇更好的半岛原住民，继而愤恨那些当时属于他们的领袖。带着他们反抗大唐的领袖，如果不是那些领袖，他们也会成为大唐的民众。而不需要在这里做苦力。
这种心理产生之后，他们就会变成非常好管制的一群人，大唐官员也给了他们希望，比如许诺工作的最勤快的立功最大的一些人可以被特赦，获得大唐公民的身份证，可以去内地生活，在这种双保险下，一个民族征服另外一个民族所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被无形之间减低到了最低的危险程度，被征服者内部的分化才是征服者最大的安全保障。
毕竟征服的根本目的是统治和税收。而不是杀戮和战争，杀戮与战争是手段。但也只是过程，无论过程多么惊心动魄。最重要的还是结果，是目的，大棒加金元，一拉一打，将民族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那么作为征服者的大唐，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大唐的文明统治，并且进行文化同化和血统同化，两三代人以后，他们都会是真正的大唐人。
一批半岛原住民获得了粮食和种子粮，获得了居住在那些他们原先的同胞现在的奴隶所辛苦建设的新的城池和村庄里面，并且获得了土地，获得了地契，获得了财产，甚至获得了耕牛和退役的战马作为耕地的助力，大唐帮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了家园和土地，恢复了秩序，并且向他们承诺很快会有教他们读书写字的老师过来，帮他们学会大唐的语言。
他们直接就从地狱进入了天堂，经过了战火、瘟疫和亡国之祸三重打击之后，他们渴望正常生活的希望已经上升到了顶点，他们不会去考虑什么亡国之恨不读书，不明理，没有感受到国家的恩惠和骄傲，没有国家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亡国之恨就是空谈，古人大多数都不明白什么叫亡国之恨，所谓隔江犹唱后庭花也只是之前而不知其所以然。
商女为何不知亡国恨？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王朝更迭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从一个君主的手中换到了另一个君主的手中，从来没有君主要求百姓以国家为自豪，为国家感到骄傲，他们要的是忠心，愚忠，乃至于全部都是不识字的土老冒儿，最好全是弱智全是白痴、只知道耕田种地、拼死拼活任他剥削，这才是古代帝王真正的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如何让本国底层民众感到国家的恩惠，如何为国家感到骄傲？如何为国家被侵略感到悲伤和愤慨，从而毅然投身反抗侵略者的战争？除了读书人接受了教育而明白了大义之后产生了这种情感，绝大多数百姓连字都不认识，谈何荣誉感？国家战胜没他们什么事情，国家战败哦他们的事情就多了，他们如何会喜欢这样的国家？为它送命？
不是百姓懦弱胆小，而是对他们来说，侵略者和统治他们的王朝是同样的阶级，同样的属性，一个被打倒了。换另一个来一样是剥削和压迫；古代王朝不管是赋予还是贫穷，是绝对不会考虑百姓的利益的，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通知是否稳固。有钱了就向外扩张，不会去考虑平民百姓的生活福祉。
苏宁刻意的将种种惠民利民的政策的实施冠以稳固大唐统治。让百姓对大唐产生感恩之情从而忠诚于大唐和皇帝之名，这样才可以免除其他的阻力，在另一个时空的其他王朝时期，不是没有官员想要为百姓谋利益，而是皇帝的地位和心思他们猜不透，利益集团的牟利行为以及他们自己的能力不足。
贞观朝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皇帝的头脑清楚，群臣精明能干。利益集团尚未形成稳固，国家尚且不安稳，人人居安思危，都有上进意识和进取意识，如果这不是贞观，如果这不是李世民，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苏宁有时候非常庆幸自己穿越到了贞观朝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朝代，这是一个王朝最清明最上进的时期。
所以大唐成功了，大唐前所未有的以大量的惠民利民政策使得百姓对大唐的统治和李二陛下的统治交口称赞。即使是战争也是如此，过往的战争无论获胜还是战败，只要有损失。承担者肯定是老百姓，谁会喜欢战争，出了人出了力什么都没得到不说，到头来还要被夺去财产，谁会喜欢？
大唐的战争不是如此，打了胜仗，一定会掠夺大量的财富和人口，灭不了那个国家就签订利国利民的条约，获取大量利益。朝廷赋予了，那么有什么天灾的说免除赋税就免除赋税。还有额外的赏赐和足够的赈灾，因为国家有钱了。不稀罕那一点点税收，朝廷的收入不再仅仅依靠着百姓种地的收入，而是依靠更多方面的收入。
别的不说，仅仅是劳动改造政策，一下子就免除了困扰百姓们千余年的徭役给废除了，大唐依靠着从国外掳掠而来的奴隶去从事那些最低下最卑贱的事情，间接的也将大唐百姓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使得不少原先最底层的升斗小民都有了底气，知道自己比谁高贵，比谁优秀。
这些奴隶的大量引入不仅仅使得百姓们脱离了徭役这道沉重的枷锁，更使得百姓们有了些许的尊严意识，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奴隶是什么人，森严的等级意识虽然造就了社会之间的相互距离，但是一个新的完全不属于大唐人的底层出现，却无形间将大唐人这个整体联合的更加紧密，更多的大唐人已经不再愿意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使得这些职业根本招募不到人去做，但又非做不可，于是只好找奴隶来做，花钱买奴隶。
于是，一些被称作贱业，从事之人被视为贱人纳入贱籍的职业就这样从大唐人这三个字的含义中祛除了，尤其是第一批平民读书人的渐渐崭露头角，民间逐步出现了“大唐无贱人”这样的说法，强烈要求大唐官方把贱籍这样的东西从大唐人身上取消掉，去给那些奴隶安插贱籍，大唐人生来就是高贵的，怎么可以被纳入贱籍，从而成为和那些奴隶一样的贱人呢？除了犯了大罪之人，其他人都不可以被称作贱人！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高涨，以至于各地的御史们频频上书给李二陛下向其陈述民意，李二陛下高度重视，召集群臣进行商议，群臣们也纷纷认为这些年一些贱业被奴隶占据了主流，很少有大唐人愿意做了，而且都认为这样的事情就该是奴隶去做的，那些俘虏是大唐人共同的奴隶，大唐人怎么可以和他们共处一个等级？
甚至有官员认为就连那些最被人瞧不起的风尘女子或许都比那些奴隶要高一个等级，至少她们是大唐人，而不是外族人，谁也不是天生了就注定要做落入风尘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