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寒暄之后，
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
“1961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新亚书院创始人，哲学教授，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
在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习俗。
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
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写道：五千年之华夏民族，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随风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
“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舍近求远，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个早茶，坐个黄包车，都是满口的洋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
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
三年后，唐教授又再发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一文，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
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
文章中写道：“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此即为奴隶的人。
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
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1949年春，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到香港后，唐君毅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一切本该都很顺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
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
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盘古》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国人的回归》
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呼吁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回归运动”。
这项回归运动的呼吁，并非单指香港的主权回归，而是把“回归”首先哲学性定义为一个关于人如何运用自己的“人的条件”，找寻生存凭藉的问题。
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
“1961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新亚书院创始人，哲学教授，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
在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习俗。
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
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写道：五千年之华夏民族，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随风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
“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舍近求远，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个早茶，坐个黄包车，都是满口的洋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
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
三年后，唐教授又再发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一文，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
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
文章中写道：“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此即为奴隶的人。
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
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1949年春，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到香港后，唐君毅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一切本该都很顺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
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
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盘古》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国人的回归》
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呼吁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回归运动”。
这项回归运动的呼吁，并非单指香港的主权回归，而是把“回归”首先哲学性定义为一个关于人如何运用自己的“人的条件”，找寻生存凭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