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着这一原则，在此之后，约瑟夫对马拉的那些民科奇谈，都采取了不但不反对，甚至还加以称道的做法。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行难的。决定采用“赞同他，鼓励他，把他培养成一个大sb”的方针不难，但是违心的去赞同一种很sb的观点，真的让人难受。约瑟夫甚至都想起了他上辈子看到的，关于民国大诗人张宗昌的段子。
据说张司令把自己写的那些诗（也就是诸如“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上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之类的大作）编了个诗集，然后找来了一位老先生，让他品鉴一下。这老先生一开始不知道这东西是张宗昌写的，看了之后，便说了句实话“狗屁不通！”
张司令一听勃然大怒“敢说老子写的诗‘狗屁不通’？我看你这老小子是不想活了！来人呀，给我把这老东西拖出去毙了！”
老先生一听，知道坏了，赶紧跪下央求道“司令，司令，我人老眼花，刚才没看清……您让我再看看……”
张宗昌便让卫士暂时放开那位老先生，拍着腰间的盒子炮对他说“老东西，这次可要看仔细了！”
那位老先生将张司令的诗集认认真真地又看了两遍，然后叹了口气，放下诗集，站起身来对张宗昌道“司令，您还是叫人把我拖出去毙了吧。”
如今约瑟夫便很有点想要对正说得唾沫星子乱飞的马拉说“您还是把我拖到断头台上面去吧。”
好在丹东似乎也对马拉非常不以为然，于是便站出来和马拉争论。马拉也便放过了约瑟夫，一门心思和丹东争执起来。
阿芒便又带着约瑟夫和其他的几个人认识了一下，他告诉他们，约瑟夫是科学新星，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眼光，比如说他的那部未完成的《斯巴达克斯》当中，就有不少内容源自于约瑟夫的建议。
于是大家便聊了起来。大凡是法国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如果话题不是女人的话，那就肯定是政治。然后约瑟夫惊讶的发现，在他身边的这些未来的雅各宾派的大佬们（当然，最为著名的那位罗伯斯庇尔并不在），在这个时候，政治态度似乎并不激进。
马拉主张君主立宪——这也许和他在英国留学过有关。丹东则更保守一些，他认为，开明君主制才是最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和伏尔泰的观点基本一致。路易呢，他的政治观点更倾向于马拉，甚至是更倾向于奥雷诺一点，但是很显然，相比丹东，他似乎更讨厌马拉一些。而这里的主人阿贝尔这不太关心具体的政体，他更关系的是对底层的那些无套裤汉的权利的维护。
认真的说来，支持共和制的，几乎就只有奥雷诺一个人，而即使是奥雷诺，其实也不是特别坚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无法实现共和制，那君主立宪似乎也不是不可接受。总的来说，那就是如果他们现在被某种力量突然的抛到几年之后，那他们肯定会被将来的自己以“反革命”的罪名推上断头台，或者干脆就挂在路灯杆子上的。
“这也正常，正因为他们如今还算温和——事实上在现在，即使是最为激进的青年，也不过是激进到这一步而已——所以奥尔良公爵他们才觉得自己可以利用他们，利用这些干柴堆里的小火星，将自己推上王位。他们却不知道，大火一旦烧起来了，局面就未必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了。这真是‘玩火者必’了。”约瑟夫忍不住这样想道。
应付这样的集会，对于约瑟夫来说并不算难。他是后世穿越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政治体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实验他不知道见过多少。要应付这些政治上还非常不成熟的未来的大佬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他随便抛出的一些观点，都能让这些青年们感到深受启发，以至于就连一直冷静得像是大理石像的路易，也发出了“世界上居然有像波拿巴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的感叹。
事实上，一开始，约瑟夫对于是是不是要接受阿芒的邀请，参加这些“激进分子”的聚会其实是颇有点犹豫的，因为这些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狂潮中，大部分不是砍下了一大堆的脑袋，就是被人家砍了脑袋，其中的一些既砍了大堆的脑袋，也被人家砍了脑袋。和这些危险分子交往太多了，恐怕也会很危险。但是考虑到大革命毕竟是无法避开的洪流，所谓无法避开，其实就是说，不认得这些危险分子，和他们全然没有交往，同样也是危险的。所以最后约瑟夫还是决定，必须和这些人打打交道，但是一定要保持好距离。既要让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好感，省得有人将来针对自己，又不能和他们太过密切，免得不必要的卷入政治斗争。
总的来说，约瑟夫觉得自己的表现应该还算不错，就算是马拉，在自己将继续研究色盲，甚至是发现色盲的荣誉让给他之后，其实他对自己的态度也好转了不少。虽然他说话还是非常习惯性的夹枪夹棒的。但约瑟夫还是感觉得，马拉对自己并没有多少恶意。
在这个时代里，出色的科学家的地位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儒。这类人虽然未必有权势，但能和这类人交往，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光荣的事情。所以最后大家都相当诚挚地邀请约瑟夫更多的参加他们的聚会。不过，这并不符合约瑟夫的设想，于是约瑟夫只得向大家道歉。他表示，他本人很希望能经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只是他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数学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段时间恐怕会非常忙碌，未必能来参加大家的聚会。
“波拿巴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马拉对此倒是非常感兴趣。
约瑟夫摊开双手道“要说这个问题，听起来也很简单，但是认真研究起来，却觉得无从下手。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灵感的火花来闪烁一下。嗯，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发现所有的地图，似乎都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可以将不同的区域区分出来。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用数学证明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似乎也不太难，就试着去证明了一下，嗯，结果到现在，我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个问题就是后世所谓的“世界数学四大猜想”之一的“四色猜想”。这个问题听起来的确简单，哪怕是小学生都听得懂这个问题。但要论证它，难度却大得超乎想象。即使是在后世，人们也是借助了电子计算机，完成了多达一百亿个判断，才证明了这一问题。而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几乎就是无解的。
约瑟夫将这个问题拿出来就为借口，其实也有趁机坑一下民科马拉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类一听就懂，似乎只需要一个灵感的火花就能解决的问题，总是最容易得到民科们的青睐的。
果然，马拉立刻对这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很难吗？”
“是的，很难。我个人觉得，在难度上，这个问题不亚于立方倍积、化圆为方和三等分角。”约瑟夫回答道，“我已经在给科学院的信件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建议如果大家短时间内没有证明的方法，就公开问题，加以悬赏。”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行难的。决定采用“赞同他，鼓励他，把他培养成一个大sb”的方针不难，但是违心的去赞同一种很sb的观点，真的让人难受。约瑟夫甚至都想起了他上辈子看到的，关于民国大诗人张宗昌的段子。
据说张司令把自己写的那些诗（也就是诸如“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上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之类的大作）编了个诗集，然后找来了一位老先生，让他品鉴一下。这老先生一开始不知道这东西是张宗昌写的，看了之后，便说了句实话“狗屁不通！”
张司令一听勃然大怒“敢说老子写的诗‘狗屁不通’？我看你这老小子是不想活了！来人呀，给我把这老东西拖出去毙了！”
老先生一听，知道坏了，赶紧跪下央求道“司令，司令，我人老眼花，刚才没看清……您让我再看看……”
张宗昌便让卫士暂时放开那位老先生，拍着腰间的盒子炮对他说“老东西，这次可要看仔细了！”
那位老先生将张司令的诗集认认真真地又看了两遍，然后叹了口气，放下诗集，站起身来对张宗昌道“司令，您还是叫人把我拖出去毙了吧。”
如今约瑟夫便很有点想要对正说得唾沫星子乱飞的马拉说“您还是把我拖到断头台上面去吧。”
好在丹东似乎也对马拉非常不以为然，于是便站出来和马拉争论。马拉也便放过了约瑟夫，一门心思和丹东争执起来。
阿芒便又带着约瑟夫和其他的几个人认识了一下，他告诉他们，约瑟夫是科学新星，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眼光，比如说他的那部未完成的《斯巴达克斯》当中，就有不少内容源自于约瑟夫的建议。
于是大家便聊了起来。大凡是法国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如果话题不是女人的话，那就肯定是政治。然后约瑟夫惊讶的发现，在他身边的这些未来的雅各宾派的大佬们（当然，最为著名的那位罗伯斯庇尔并不在），在这个时候，政治态度似乎并不激进。
马拉主张君主立宪——这也许和他在英国留学过有关。丹东则更保守一些，他认为，开明君主制才是最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和伏尔泰的观点基本一致。路易呢，他的政治观点更倾向于马拉，甚至是更倾向于奥雷诺一点，但是很显然，相比丹东，他似乎更讨厌马拉一些。而这里的主人阿贝尔这不太关心具体的政体，他更关系的是对底层的那些无套裤汉的权利的维护。
认真的说来，支持共和制的，几乎就只有奥雷诺一个人，而即使是奥雷诺，其实也不是特别坚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无法实现共和制，那君主立宪似乎也不是不可接受。总的来说，那就是如果他们现在被某种力量突然的抛到几年之后，那他们肯定会被将来的自己以“反革命”的罪名推上断头台，或者干脆就挂在路灯杆子上的。
“这也正常，正因为他们如今还算温和——事实上在现在，即使是最为激进的青年，也不过是激进到这一步而已——所以奥尔良公爵他们才觉得自己可以利用他们，利用这些干柴堆里的小火星，将自己推上王位。他们却不知道，大火一旦烧起来了，局面就未必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了。这真是‘玩火者必’了。”约瑟夫忍不住这样想道。
应付这样的集会，对于约瑟夫来说并不算难。他是后世穿越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政治体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实验他不知道见过多少。要应付这些政治上还非常不成熟的未来的大佬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他随便抛出的一些观点，都能让这些青年们感到深受启发，以至于就连一直冷静得像是大理石像的路易，也发出了“世界上居然有像波拿巴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的感叹。
事实上，一开始，约瑟夫对于是是不是要接受阿芒的邀请，参加这些“激进分子”的聚会其实是颇有点犹豫的，因为这些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狂潮中，大部分不是砍下了一大堆的脑袋，就是被人家砍了脑袋，其中的一些既砍了大堆的脑袋，也被人家砍了脑袋。和这些危险分子交往太多了，恐怕也会很危险。但是考虑到大革命毕竟是无法避开的洪流，所谓无法避开，其实就是说，不认得这些危险分子，和他们全然没有交往，同样也是危险的。所以最后约瑟夫还是决定，必须和这些人打打交道，但是一定要保持好距离。既要让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好感，省得有人将来针对自己，又不能和他们太过密切，免得不必要的卷入政治斗争。
总的来说，约瑟夫觉得自己的表现应该还算不错，就算是马拉，在自己将继续研究色盲，甚至是发现色盲的荣誉让给他之后，其实他对自己的态度也好转了不少。虽然他说话还是非常习惯性的夹枪夹棒的。但约瑟夫还是感觉得，马拉对自己并没有多少恶意。
在这个时代里，出色的科学家的地位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儒。这类人虽然未必有权势，但能和这类人交往，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光荣的事情。所以最后大家都相当诚挚地邀请约瑟夫更多的参加他们的聚会。不过，这并不符合约瑟夫的设想，于是约瑟夫只得向大家道歉。他表示，他本人很希望能经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只是他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数学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段时间恐怕会非常忙碌，未必能来参加大家的聚会。
“波拿巴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马拉对此倒是非常感兴趣。
约瑟夫摊开双手道“要说这个问题，听起来也很简单，但是认真研究起来，却觉得无从下手。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灵感的火花来闪烁一下。嗯，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发现所有的地图，似乎都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可以将不同的区域区分出来。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用数学证明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似乎也不太难，就试着去证明了一下，嗯，结果到现在，我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个问题就是后世所谓的“世界数学四大猜想”之一的“四色猜想”。这个问题听起来的确简单，哪怕是小学生都听得懂这个问题。但要论证它，难度却大得超乎想象。即使是在后世，人们也是借助了电子计算机，完成了多达一百亿个判断，才证明了这一问题。而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几乎就是无解的。
约瑟夫将这个问题拿出来就为借口，其实也有趁机坑一下民科马拉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类一听就懂，似乎只需要一个灵感的火花就能解决的问题，总是最容易得到民科们的青睐的。
果然，马拉立刻对这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很难吗？”
“是的，很难。我个人觉得，在难度上，这个问题不亚于立方倍积、化圆为方和三等分角。”约瑟夫回答道，“我已经在给科学院的信件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建议如果大家短时间内没有证明的方法，就公开问题，加以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