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别墅。

    在别墅的花坊下边,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且通风干燥,装潢华丽,有沙发、电灯、风扇、桌椅、茶几等一应物品,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

    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热情招呼道:“来来来,法国进口的红酒,正宗的21年波尔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赞叹。此君宽额长脸,颧骨高耸,眼睛贼小,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

    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次一级则是21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大笑道:“我喝不来这味道,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

    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笑道:“希圣兄,这洋人的红酒,得慢慢品才有味道,你刚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过无趣,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顺着话说:“这国事就如喝红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没滋味,一急就要坏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说得在理。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别有用心者。他们偏激、执拗、诞妄、幼稚,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依我之见,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国贼也!”

    “思平所说,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赞叹。

    说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属于“主和派”。

    中国“主和派”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刚开始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协定》签署后主张“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现在则高呼“中日提携”,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不止有汪兆铭、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张君劢,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此时都属于“主和派”。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

    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叫做“低调俱乐部”,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

    只不过,当“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浇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胡适、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积极主张抵抗到底,而汪兆铭、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

    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非攻》杂志,不屑地说:“这种刊物误国误民,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早该禁掉了!”

    梅思平叹息说:“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忍耐他至今。国贼不除,中国必亡!”

    “哈哈,周明诚这次可惨了,必然名声丧尽,”周佛海笑道,“还要多亏了肇熉兄。”

    杨肇熉谦虚道:“我只是顺手而为,当不起周兄谬赞。”

    杨肇熉,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