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象履说：“是葡萄牙人的事情，广东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担心澳门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耶稣会，他们想就传教的问题和巡抚谈一谈。”
李象履心说你不会又让我去找香山知县吧。还好王瑾没这么干，广东的绅商大户不计其数，他接待不过来，但葡萄牙人只有这一家，何况这的确是只有巡抚衙门才能决定的事情。
“葡萄牙人依然可以每年到广州贸易一次，但是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区域内，不准随意走动。地租还是每年五百两不变，但是关税要恢复比例抽税制，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每年交两万两银子了事了。具体的关税问题，要他们派人来广州再与我谈。还有，中国的土地上不能有葡萄牙的官府，我只和葡萄牙商人谈。”
王瑾并不想断了葡萄牙人的活路，虽然葡萄牙人初到中国沿海时带来了战争，但自从他们留居澳门，双方已经大体上相安无事百年了。就算是为了钱才相安无事，但和平就是和平。何况葡萄牙人不久前还帮着明朝抵抗清军，闯军既要继承明朝在广东的主权，也应该继承这个人情，不能搞双重标准。但是，也仅限于保留活路。
饭要一口一口吃，王瑾打算先提一个比较好接受的初步条件，然后再一点点剥夺澳门的特权。
明朝的关税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其实很合理，外国商船来华，他们输入明朝的商品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税。广州的牙行向外国商人出售商品，要交百分之十的税。
明朝本国商船出海贸易的税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税，用于购买船引，也就是许可证，第二部分是水饷，在出海的时候，根据船只大小收税，第三部分是陆饷，船只返回时，对进口的商品收百分之二的税。
这套制度如果正常执行的话，还是很合理的。出口税轻，进口税重，本国船只税轻，外国船只税重，很符合此时全世界通行的税收思路。明朝竟然敢把本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提高到百分之十这件事，让全世界都艳羡不已，因为中国的手工业实在太发达了，加了这么高的税照样能冲击别国市场。
但是，现在大明有“正常执行”这一说吗？
由于明朝出口多进口少，所以从国外返回的船只上经常只有银子没有货物，所以就征不到陆饷。官府觉得亏了，干脆不管你船上是啥，一概征税一百五十两。因为官商勾结，走私泛滥，越是合法商人越不挣钱。发展到极致，就是现在郑芝龙独霸福建，走私已经过了明路，朝廷在月港的督饷馆无税可征，干脆撤销了。
澳门方面，葡萄牙人则是尽量多贿赂，少缴税。比如说这条船上本来有两万两银子的货物，要抽税四千两，葡萄牙人用一千两银子打点上到两广总督，下到码头小吏的主管官吏，他们的报关单就改成了货物价值一万两，只交两千两的税。
葡萄牙人省了一千两，广东官场赚了一千两，皆大欢喜，而大明朝廷和那些从东南亚输入洋货，与葡萄牙人有竞争关系的普通商人就赔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想玩这一套，可是他们没有葡萄牙人财大气粗。除了郑芝龙、刘香这样的大海商，谁也没法和葡萄牙人竞争。
这样计价征税太容易作弊，最少的时候，葡萄牙人一年只交九千两的税。朝廷觉得这样实在太麻烦，于是直接改成了固定税率，让葡萄牙人每年交两万两。但其实葡萄牙人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还是将大把的银子送入官府，只不过没进国库，进了官宦的私囊。
闯军占领广州之后追赃助饷，海关是重灾区，又被处决的，有发配琼州的，有的部门的人员甚至十去其九。新换上来的人极少有降人，以闯军老兄弟为主，新科举出身的为辅。并不是说闯军老兄弟就一定不贪，但现在重新建立了更严格的审计监察制度，再加上活阎王刚刚处决一批税吏的威慑力，总归能保鲜一段时间。
别的事情尚有经验可循，但是在如何制止官员挖封建主义墙角方面，历朝历代的所有举措最后都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王瑾也只好努力去治标，多续一年算一年。或许将来闯军子弟的教育有了成效，能多一些海关方面的人才，但王瑾不觉得这能解决多少问题。
原本做洋行生意的牙商在追赃助饷时也被干掉了不少，余庆原本经营的那家字号成了广州最大的牙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瑾也没什么立场说别人，他自己就是官商勾结的典范。牙行有官府和一大群军官的股份，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只不过王瑾有更高的追求，没把这些靠不正当竞争得来的财富用于挥霍，而是拿来补贴财政了，但是长期下去，这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王瑾的答复让李象履松了一口气。李象履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并不喜欢葡萄牙人，可是他很清楚，澳门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有葡萄牙人在，中华的官员看到他们的火炮、火铳、船只厉害，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就会心生艳羡，设法仿制。如果关起门来，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那还怎么进步？
虽然另一时空有澳门在也没耽误大清落后挨打，虽然就算没有澳门也有别的对外交往渠道。但李象履的想法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毕竟他能够正视明朝与欧洲的关系，从最务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前不久，广东官府刚刚将本国商船的税率调整为百分之二的出口税和百分之四的进口税。理论上来说税率提高了，但是少了各种苛捐杂税，海商的处境还是比之前好了些。最关键的是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地去争取数量有限的船引了，有一张纳税证明就可以出海。虽然他们船小，航海技术也不如葡萄牙人，但是他们的关税只有葡萄牙人的五分之一，依然有竞争力。
“那么耶稣会的问题……”“已经建成的教堂不予拆除，但不许再新建，不准在教堂以外的地方集会。除了澳门之外，其他地方的教职人员必须是华人。传教士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内地。教会允许允许收容孤寡老人，不允许收养孤儿，不允许开办学校。在有教会组织的地方，县衙礼科会有一个和僧录司、道录司一样的教会司对其进行管理。”
李象履没想到王瑾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这么坚决。自二十二年前的南京教案时，肇庆、韶州、南雄的天主教堂都已经被明朝官府没收了，虽然还有一些信徒存在，但按照王瑾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允许他们恢复教会。这样一来，整个广东就只剩下了海南岛的上的琼山县和定安县各有一座天主教堂。负责海南教务的神父大为加去年刚刚因为年老回国，澳门方面也只能派华人传教士前来了。
李象履还想再说，王瑾已经出门去了。很显然，他根本不打算和耶稣会有接触。广东的天主教徒数量曾经占明朝天主教徒数量的三分之一，也是明末教案最多的地区之一，教会与宗族势力冲突不断。既然大明官府已经做了这个恶人，王瑾也犯不上再当烂好人。
另一时空清朝执行的禁教政策是无可避免的，换成李自成的子孙也是一样，东亚的世俗君王容忍不了接受罗马指令的教会组织的存在，日本的将军如此，中国的皇帝也如此，换谁当都不会有区别。再加上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之间互相拖后腿，还有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禁教是早晚的事。
既然如此，不如从现在开始就严厉限制。要是天主教会的势力一直这么弱小，在琼山、定安小打小闹，或许也就不会有大规模的禁教了，如果他们暗中传教势力变大，限制得早了，真正禁教时的阵痛也会小些。
李象履心说你不会又让我去找香山知县吧。还好王瑾没这么干，广东的绅商大户不计其数，他接待不过来，但葡萄牙人只有这一家，何况这的确是只有巡抚衙门才能决定的事情。
“葡萄牙人依然可以每年到广州贸易一次，但是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区域内，不准随意走动。地租还是每年五百两不变，但是关税要恢复比例抽税制，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每年交两万两银子了事了。具体的关税问题，要他们派人来广州再与我谈。还有，中国的土地上不能有葡萄牙的官府，我只和葡萄牙商人谈。”
王瑾并不想断了葡萄牙人的活路，虽然葡萄牙人初到中国沿海时带来了战争，但自从他们留居澳门，双方已经大体上相安无事百年了。就算是为了钱才相安无事，但和平就是和平。何况葡萄牙人不久前还帮着明朝抵抗清军，闯军既要继承明朝在广东的主权，也应该继承这个人情，不能搞双重标准。但是，也仅限于保留活路。
饭要一口一口吃，王瑾打算先提一个比较好接受的初步条件，然后再一点点剥夺澳门的特权。
明朝的关税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其实很合理，外国商船来华，他们输入明朝的商品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税。广州的牙行向外国商人出售商品，要交百分之十的税。
明朝本国商船出海贸易的税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税，用于购买船引，也就是许可证，第二部分是水饷，在出海的时候，根据船只大小收税，第三部分是陆饷，船只返回时，对进口的商品收百分之二的税。
这套制度如果正常执行的话，还是很合理的。出口税轻，进口税重，本国船只税轻，外国船只税重，很符合此时全世界通行的税收思路。明朝竟然敢把本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提高到百分之十这件事，让全世界都艳羡不已，因为中国的手工业实在太发达了，加了这么高的税照样能冲击别国市场。
但是，现在大明有“正常执行”这一说吗？
由于明朝出口多进口少，所以从国外返回的船只上经常只有银子没有货物，所以就征不到陆饷。官府觉得亏了，干脆不管你船上是啥，一概征税一百五十两。因为官商勾结，走私泛滥，越是合法商人越不挣钱。发展到极致，就是现在郑芝龙独霸福建，走私已经过了明路，朝廷在月港的督饷馆无税可征，干脆撤销了。
澳门方面，葡萄牙人则是尽量多贿赂，少缴税。比如说这条船上本来有两万两银子的货物，要抽税四千两，葡萄牙人用一千两银子打点上到两广总督，下到码头小吏的主管官吏，他们的报关单就改成了货物价值一万两，只交两千两的税。
葡萄牙人省了一千两，广东官场赚了一千两，皆大欢喜，而大明朝廷和那些从东南亚输入洋货，与葡萄牙人有竞争关系的普通商人就赔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想玩这一套，可是他们没有葡萄牙人财大气粗。除了郑芝龙、刘香这样的大海商，谁也没法和葡萄牙人竞争。
这样计价征税太容易作弊，最少的时候，葡萄牙人一年只交九千两的税。朝廷觉得这样实在太麻烦，于是直接改成了固定税率，让葡萄牙人每年交两万两。但其实葡萄牙人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还是将大把的银子送入官府，只不过没进国库，进了官宦的私囊。
闯军占领广州之后追赃助饷，海关是重灾区，又被处决的，有发配琼州的，有的部门的人员甚至十去其九。新换上来的人极少有降人，以闯军老兄弟为主，新科举出身的为辅。并不是说闯军老兄弟就一定不贪，但现在重新建立了更严格的审计监察制度，再加上活阎王刚刚处决一批税吏的威慑力，总归能保鲜一段时间。
别的事情尚有经验可循，但是在如何制止官员挖封建主义墙角方面，历朝历代的所有举措最后都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王瑾也只好努力去治标，多续一年算一年。或许将来闯军子弟的教育有了成效，能多一些海关方面的人才，但王瑾不觉得这能解决多少问题。
原本做洋行生意的牙商在追赃助饷时也被干掉了不少，余庆原本经营的那家字号成了广州最大的牙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瑾也没什么立场说别人，他自己就是官商勾结的典范。牙行有官府和一大群军官的股份，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只不过王瑾有更高的追求，没把这些靠不正当竞争得来的财富用于挥霍，而是拿来补贴财政了，但是长期下去，这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王瑾的答复让李象履松了一口气。李象履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并不喜欢葡萄牙人，可是他很清楚，澳门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有葡萄牙人在，中华的官员看到他们的火炮、火铳、船只厉害，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就会心生艳羡，设法仿制。如果关起门来，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那还怎么进步？
虽然另一时空有澳门在也没耽误大清落后挨打，虽然就算没有澳门也有别的对外交往渠道。但李象履的想法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毕竟他能够正视明朝与欧洲的关系，从最务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前不久，广东官府刚刚将本国商船的税率调整为百分之二的出口税和百分之四的进口税。理论上来说税率提高了，但是少了各种苛捐杂税，海商的处境还是比之前好了些。最关键的是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地去争取数量有限的船引了，有一张纳税证明就可以出海。虽然他们船小，航海技术也不如葡萄牙人，但是他们的关税只有葡萄牙人的五分之一，依然有竞争力。
“那么耶稣会的问题……”“已经建成的教堂不予拆除，但不许再新建，不准在教堂以外的地方集会。除了澳门之外，其他地方的教职人员必须是华人。传教士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内地。教会允许允许收容孤寡老人，不允许收养孤儿，不允许开办学校。在有教会组织的地方，县衙礼科会有一个和僧录司、道录司一样的教会司对其进行管理。”
李象履没想到王瑾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这么坚决。自二十二年前的南京教案时，肇庆、韶州、南雄的天主教堂都已经被明朝官府没收了，虽然还有一些信徒存在，但按照王瑾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允许他们恢复教会。这样一来，整个广东就只剩下了海南岛的上的琼山县和定安县各有一座天主教堂。负责海南教务的神父大为加去年刚刚因为年老回国，澳门方面也只能派华人传教士前来了。
李象履还想再说，王瑾已经出门去了。很显然，他根本不打算和耶稣会有接触。广东的天主教徒数量曾经占明朝天主教徒数量的三分之一，也是明末教案最多的地区之一，教会与宗族势力冲突不断。既然大明官府已经做了这个恶人，王瑾也犯不上再当烂好人。
另一时空清朝执行的禁教政策是无可避免的，换成李自成的子孙也是一样，东亚的世俗君王容忍不了接受罗马指令的教会组织的存在，日本的将军如此，中国的皇帝也如此，换谁当都不会有区别。再加上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之间互相拖后腿，还有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禁教是早晚的事。
既然如此，不如从现在开始就严厉限制。要是天主教会的势力一直这么弱小，在琼山、定安小打小闹，或许也就不会有大规模的禁教了，如果他们暗中传教势力变大，限制得早了，真正禁教时的阵痛也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