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对姚文熊印象还不错，此人也是在夔东十三家灭亡之后才入仕清朝，在陕西阶州知州任上做了不少有益百姓的事。有一次他把上司派来催征加派的吏员捆起来一顿暴打，然后驱逐出境，因此被罢了官。
对方玄成就很无感了，虽然此人没什么昭彰的劣迹，但他出仕清朝那年是顺治六年，也就是明朝的永历三年，也就是多尔衮屠大同、济尔哈朗屠湘潭、谭泰屠南昌、吴三桂屠蒲城的那一年。所以王瑾看他就犯恶心，就算他最后因为文字狱被开棺戮尸、挫骨扬灰，王瑾也只觉得他是咎由自取。
“父亲，这两人一定要见你。”李定国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少年书生走了进来，姚文烈、姚文然兄弟跪倒在王瑾面前，叩首道：“请大王饶我父亲性命，我兄弟二人愿以身代！”
姚文烈，顺治八年的举人，也就是张学圣、黄澍、马得功屠掠厦门的那一年，四明山义军和舟山明军壮烈牺牲的那一年，大西军出滇抗清的那一年。
姚文然，崇祯十六年的进士，这就不用说了，板上钉钉的叛徒。还有他们的不少兄弟、堂兄弟，在甲申国变后，姚家基本上满门仕清，亏得姚孙棐居然有脸以“明朝遗民”自居。
姚文烈、姚文然为清朝效力的行为自然是助长了清军屠杀抗清军民的气焰，但他们也做过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并非赃官污吏。
在这个群魔乱舞的年代，有姚氏兄弟这样变节的清官，也有马吉翔、王维恭这样殉国的赃官，究竟谁更无耻，谁可以原谅，王瑾也不知道。
王瑾反复提醒自己，现在是崇祯八年，原时空的叛徒在本时空不见得是叛徒。至少目前，这些人都只是没比自己儿子大多少的少年而已，没有功名，没有劣迹，自己不能带着原时空的偏见去看他们。高杰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是会改变的。
但是，这话不适用与姚孙棐。像他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呢？只有死才会让他改变。
巧的是，今天王瑾要讨的这笔血债的债主，正好叫李大喜。
“崇祯四年六月初一，大宥乡农户李大喜因缴夏粮，借姚家银一两五钱，实领一两二钱，月利四分。至崇祯七年正月初一，本息合计四两二钱，李大喜共还银二两四钱一分六厘，仍欠一两七钱八分四厘。被姚家家仆锁拿至姚宅，次日当姚孙棐之面殴成重伤，归家后伤口化脓，高烧，于正月十五亡故。家中有妻王氏，女绢儿，皆不知所踪。”王瑾平心静气地念完案卷，看了看姚氏兄弟，“这些是根据乡邻、仆役的口供和你家账簿写成的，你二人可有异议？”
姚氏兄弟不敢答话，只是叩头。王瑾的声音很轻，但是穿透力很强，连姚孙棐的惨叫声都无法干扰：“尔父身不动膀不摇，端坐家中便受李大喜之辈以血汗供养，不思还报大恩，反做此狗彘之行。罔顾国法，横行乡里，此等败类，做禽兽尚且不容于天地，何况为人。”
姚文烈和姚文然当然有很多想辩解的。比如说李大喜平素脾气暴躁，经常打骂自己的妻女。比如说那天姚孙棐本来并没想打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李大喜欠钱这事。是因为姚孙棐偶然路过，受了气的李大喜便出言辱骂，言辞极为恶毒，姚孙棐才勃然大怒，喝令家仆上前踢打。比如说李大喜本来伤得不算很重，是他回家后不慎弄脏了伤口才致使伤势恶化。比如说打死李大喜之后，姚孙棐也后悔不已，还给了烧埋银子。
但是就算他们说这些，难道王瑾就能饶了姚孙棐？这些都不影响一个事实：姚孙棐为了一桩非法的债务私自捕拿良民，打死人命。按照大明的律法，利息不能超过本金，李大喜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就算没还清，姚家也无权抓人。“罔顾国法，横行乡里”八个字的评价，再恰当不过。打死人一事，更是应该以命抵命。至于那一点烧埋银子，还有脸说得出口？
谢君友说：“当年艾家要害我们掌盘，还知道往衙门递张片子，让县衙抓人。这位姚老爷倒是厉害，亲自带人动手。”姚氏兄弟苦苦哀求，王瑾说：“父亲命在垂危，为人子者关心挂怀，这是人之常情。但李大喜命在垂危之时，尔等曾出一言否？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尔父的命是命，李绢儿父亲的命便不是命？你等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做子女的不知规劝父母之恶行，那便是害了父母。着力打，让他从实招来，王氏和李绢儿到哪里去了？”
姚氏兄弟磕头如捣蒜一般，王瑾视而不见，姚孙棐惨号道：“大王饶命！我委实不知啊！”虽然他打死人命之事只有李大喜一例，但是他性情暴躁，姚家的佃户、长工、奴仆以及欠债之人挨过打的着实不在少数，被他剥去的钱财更不计其数，有的大老远地跟过来看他挨打，都在拍手叫好。
其实王瑾也估计姚孙棐应该是真不知道那两个女人的下落，李大喜一死，王氏若不是带着女儿逃回娘家，便是被人贩子拐去卖了。不过按照大明朝审案的一般模式，倘若姚孙棐不是士绅，既然李大喜是他打死的，那李大喜妻儿的失踪自然要着落在他身上拷问。
眼看姚孙棐出气多进气少了，王瑾才终于松口：“看来是真不知道，那便砍了吧。”刽子手上前，将姚孙棐拖出，一刀枭首，号令示众。
王瑾这套“百姓供养士绅”的说法，现下并无多大意义，士绅听了不承认，百姓听了听不懂。不过反正现在他的拳头最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姚文熊和方玄成呆若木鸡，姚文烈、姚文然跪伏在地，瑟抖不已。王瑾对良绅们说：“各位与这些人不一样，平素对于穷人没有压榨过甚，所以如今你们才是座上宾，而不是阶下囚。然你们待在这小小桐城，可知天下将变吗？百姓苦明久矣，揭竿而起者不下百万，可笑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还在这里做着太平盛世之梦。”
能成为良绅的人，在个人道德品质上都是过得去的，但也仅仅是没有“过甚”而已。一个群体的作为如果只靠个人道德来约束，那不出问题才有鬼呢。
就拿王瑾自己所在的群体来说，约束农民军不整村整城地屠杀、贩卖老百姓还是比较容易的，连马进忠、牛万才这些人都能做到，因为他们既不能用首级纪功，也不像左良玉部和清军那样屁股后面跟着一群人贩子。所以除了一些特别残暴之辈，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可是想约束他们不抢劫、不强奸妇女，就难得很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系。
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个有效的官府用心管事，让士绅不把人活活打死、不强抢民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士绅能影响官府，合法催租催债的办法多得很，要女人，只要花钱也能办到。因此，有理智的士绅还是会注意别闹出人命的。然而想让他们不欺压佃户、长工、奴仆，不放贷，那便势必登天还难。有些事情因为持续的时间太长，无论士绅还是被欺压的人都快忘了这是欺压了。
因此，对于农民军的抢劫行为如果不加约束，很容易就会开始杀人了，对于士绅的压榨行为如果不加约束，也很容易会开始把百姓逼得家破人亡。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不受约束的力量，那便是危险的开始，能被自己的道德约束住的永远只是少数个体而已。
对方玄成就很无感了，虽然此人没什么昭彰的劣迹，但他出仕清朝那年是顺治六年，也就是明朝的永历三年，也就是多尔衮屠大同、济尔哈朗屠湘潭、谭泰屠南昌、吴三桂屠蒲城的那一年。所以王瑾看他就犯恶心，就算他最后因为文字狱被开棺戮尸、挫骨扬灰，王瑾也只觉得他是咎由自取。
“父亲，这两人一定要见你。”李定国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少年书生走了进来，姚文烈、姚文然兄弟跪倒在王瑾面前，叩首道：“请大王饶我父亲性命，我兄弟二人愿以身代！”
姚文烈，顺治八年的举人，也就是张学圣、黄澍、马得功屠掠厦门的那一年，四明山义军和舟山明军壮烈牺牲的那一年，大西军出滇抗清的那一年。
姚文然，崇祯十六年的进士，这就不用说了，板上钉钉的叛徒。还有他们的不少兄弟、堂兄弟，在甲申国变后，姚家基本上满门仕清，亏得姚孙棐居然有脸以“明朝遗民”自居。
姚文烈、姚文然为清朝效力的行为自然是助长了清军屠杀抗清军民的气焰，但他们也做过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并非赃官污吏。
在这个群魔乱舞的年代，有姚氏兄弟这样变节的清官，也有马吉翔、王维恭这样殉国的赃官，究竟谁更无耻，谁可以原谅，王瑾也不知道。
王瑾反复提醒自己，现在是崇祯八年，原时空的叛徒在本时空不见得是叛徒。至少目前，这些人都只是没比自己儿子大多少的少年而已，没有功名，没有劣迹，自己不能带着原时空的偏见去看他们。高杰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是会改变的。
但是，这话不适用与姚孙棐。像他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呢？只有死才会让他改变。
巧的是，今天王瑾要讨的这笔血债的债主，正好叫李大喜。
“崇祯四年六月初一，大宥乡农户李大喜因缴夏粮，借姚家银一两五钱，实领一两二钱，月利四分。至崇祯七年正月初一，本息合计四两二钱，李大喜共还银二两四钱一分六厘，仍欠一两七钱八分四厘。被姚家家仆锁拿至姚宅，次日当姚孙棐之面殴成重伤，归家后伤口化脓，高烧，于正月十五亡故。家中有妻王氏，女绢儿，皆不知所踪。”王瑾平心静气地念完案卷，看了看姚氏兄弟，“这些是根据乡邻、仆役的口供和你家账簿写成的，你二人可有异议？”
姚氏兄弟不敢答话，只是叩头。王瑾的声音很轻，但是穿透力很强，连姚孙棐的惨叫声都无法干扰：“尔父身不动膀不摇，端坐家中便受李大喜之辈以血汗供养，不思还报大恩，反做此狗彘之行。罔顾国法，横行乡里，此等败类，做禽兽尚且不容于天地，何况为人。”
姚文烈和姚文然当然有很多想辩解的。比如说李大喜平素脾气暴躁，经常打骂自己的妻女。比如说那天姚孙棐本来并没想打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李大喜欠钱这事。是因为姚孙棐偶然路过，受了气的李大喜便出言辱骂，言辞极为恶毒，姚孙棐才勃然大怒，喝令家仆上前踢打。比如说李大喜本来伤得不算很重，是他回家后不慎弄脏了伤口才致使伤势恶化。比如说打死李大喜之后，姚孙棐也后悔不已，还给了烧埋银子。
但是就算他们说这些，难道王瑾就能饶了姚孙棐？这些都不影响一个事实：姚孙棐为了一桩非法的债务私自捕拿良民，打死人命。按照大明的律法，利息不能超过本金，李大喜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就算没还清，姚家也无权抓人。“罔顾国法，横行乡里”八个字的评价，再恰当不过。打死人一事，更是应该以命抵命。至于那一点烧埋银子，还有脸说得出口？
谢君友说：“当年艾家要害我们掌盘，还知道往衙门递张片子，让县衙抓人。这位姚老爷倒是厉害，亲自带人动手。”姚氏兄弟苦苦哀求，王瑾说：“父亲命在垂危，为人子者关心挂怀，这是人之常情。但李大喜命在垂危之时，尔等曾出一言否？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尔父的命是命，李绢儿父亲的命便不是命？你等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做子女的不知规劝父母之恶行，那便是害了父母。着力打，让他从实招来，王氏和李绢儿到哪里去了？”
姚氏兄弟磕头如捣蒜一般，王瑾视而不见，姚孙棐惨号道：“大王饶命！我委实不知啊！”虽然他打死人命之事只有李大喜一例，但是他性情暴躁，姚家的佃户、长工、奴仆以及欠债之人挨过打的着实不在少数，被他剥去的钱财更不计其数，有的大老远地跟过来看他挨打，都在拍手叫好。
其实王瑾也估计姚孙棐应该是真不知道那两个女人的下落，李大喜一死，王氏若不是带着女儿逃回娘家，便是被人贩子拐去卖了。不过按照大明朝审案的一般模式，倘若姚孙棐不是士绅，既然李大喜是他打死的，那李大喜妻儿的失踪自然要着落在他身上拷问。
眼看姚孙棐出气多进气少了，王瑾才终于松口：“看来是真不知道，那便砍了吧。”刽子手上前，将姚孙棐拖出，一刀枭首，号令示众。
王瑾这套“百姓供养士绅”的说法，现下并无多大意义，士绅听了不承认，百姓听了听不懂。不过反正现在他的拳头最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姚文熊和方玄成呆若木鸡，姚文烈、姚文然跪伏在地，瑟抖不已。王瑾对良绅们说：“各位与这些人不一样，平素对于穷人没有压榨过甚，所以如今你们才是座上宾，而不是阶下囚。然你们待在这小小桐城，可知天下将变吗？百姓苦明久矣，揭竿而起者不下百万，可笑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还在这里做着太平盛世之梦。”
能成为良绅的人，在个人道德品质上都是过得去的，但也仅仅是没有“过甚”而已。一个群体的作为如果只靠个人道德来约束，那不出问题才有鬼呢。
就拿王瑾自己所在的群体来说，约束农民军不整村整城地屠杀、贩卖老百姓还是比较容易的，连马进忠、牛万才这些人都能做到，因为他们既不能用首级纪功，也不像左良玉部和清军那样屁股后面跟着一群人贩子。所以除了一些特别残暴之辈，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可是想约束他们不抢劫、不强奸妇女，就难得很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系。
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个有效的官府用心管事，让士绅不把人活活打死、不强抢民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士绅能影响官府，合法催租催债的办法多得很，要女人，只要花钱也能办到。因此，有理智的士绅还是会注意别闹出人命的。然而想让他们不欺压佃户、长工、奴仆，不放贷，那便势必登天还难。有些事情因为持续的时间太长，无论士绅还是被欺压的人都快忘了这是欺压了。
因此，对于农民军的抢劫行为如果不加约束，很容易就会开始杀人了，对于士绅的压榨行为如果不加约束，也很容易会开始把百姓逼得家破人亡。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不受约束的力量，那便是危险的开始，能被自己的道德约束住的永远只是少数个体而已。